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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“陕南王”、“将军班”班长陈先瑞
发布时间:2016/6/20 16:05:26  来源:本站  点击量:2147

文/胡遵远

人物简介:陈先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,他四次转战陕南,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,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红军的"陕南王"。

陈先瑞,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。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红四方面手枪团班长,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四大队分队长,红二十五手枪团中队长,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,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,鄂陕游击师司令员,红七十四师师长,坚持了鄂豫陕边游击战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陕西省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,中国人民志愿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、副政治委员,北京区副政治委员、政治委员,成都区政治委员,兰州区顾问。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衔,一九八八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,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,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中国共产党第九、十届中央委员,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。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,因病在北京逝世

(一)  为 民 除 害

1937年农历二月初二,红七十四师1400余名指战员在师长陈先瑞的领导下,由陕南柞水、镇安、山阳等山区出发,北出秦岭,进入长安东南沿山大峪口一带地区。当时,与大峪毗邻仅七、八公里的蓝田县的某些地痞流氓冒充红军,在秦岭沿山地带的汤峪、引驾回、大峪、太乙等地打家劫舍,抢粮抢钱,为非作歹,造成极坏影响。红七十四师经侦察以后,对这些人来了个快刀斩乱麻,一个不剩地连窝端掉。

不久,西安灞桥有个叫唐兆家的浪荡子,凭着家产殷实,买了十多把盒子枪,制了一身黄呢子军官服,网罗了十几名地痞、流氓,招摇过市,在大峪、太乙一带秦岭北麓山村,抢劫村民,鱼肉百姓。不久,镇安县毛坪一个叫孙伯年的地方恶霸拉杆子,打起了“抗日第三军”的旗号,自封为“抗日第三长”,自称“孙司令”,他由镇安窜到长安县大峪口庵上村。唐兆家即投靠孙伯年部,被封为“抗日第三军副军长”。后孙伯年在大峪口一带为李虎招兵买马,因利害冲突,被部下一营长在庵上村趁深夜杀死。唐兆家当官心切,就抢占了“抗日第三军军长”头把交椅。他率众肆无忌惮地在太乙、大峪等沿山地带为非作歹。当时,顾祝同以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身份驻军王曲,时刻梦想着吃掉红七十四师,而唐兆家也正做着同样的黄粱美梦,百般向顾祝同摇尾乞怜,竭力讨好。

1937年冬季的一天,西安学生救国会的一批进步学生来到杜曲镇桃溪堡组织宣传,并组成了“西北人民抗日先锋军”。当开到崔家河时,被唐兆家缴了部分枪,这支学生队伍被迫解散。唐兆家这股土匪武装使得沿山村庄农民提心吊胆,鸡犬不宁。一提到唐兆家的名字,人们无不咬牙切齿,恨之入骨。唐兆家的胆子愈来愈大,甚至大白天闯入农家行劫。初春的一天中午,他率部持枪来到王家村一名叫王建平的富户家中,撬箱砸柜,抬走了近10筐银圆,主人上前阻挡,唐兆家竟然刀枪并举,在街口当众行凶。

一天,樊南乡乡长郑福田带了二、三十名联丁,在夜里包围了唐兆家的巢穴,击毙了多名土匪。唐兆家被打得一败涂地,无处藏身。他绞尽脑汁要出这口恶气,左思右想,决定对红七十四师打主意。

一天黄昏,唐兆家在一伙走卒的簇拥下,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,神气十足地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----胡留村李成美的家里,要求面见师长陈先瑞。陈先瑞一听唐兆家有事找他,一股怒火立即涌上心头。他沉思片刻,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坚定地说:“既来了,就放他进来!今天我倒想看看他葫芦里究竟装的啥药。”唐兆家一进屋,只见陈先瑞坐在方桌旁的一张红漆旧椅上,右手一伸,示意他坐下。

陈先瑞还未顾得开言,唐兆家早已急得抱拳拱手,做起自我介绍:“兄弟我乃抗日第三军军长唐兆家,久仰陈师长治军有方,今日有缘相见,实乃三生有幸。特别是红军官兵平等,处处为民,秋毫无犯,众口皆碑,更使人尊敬!”陈先瑞面色严峻,对唐兆家开门见山:“有啥事,你就直言,无须转弯抹角!”一句话说得唐兆家面红耳赤,很不自在。他低着头,哭丧着脸:“兄弟我身居军级要职,近日竟受到了樊南乡一个区区乡长的欺负,这使得我威名扫地,无脸见人。”陈师长对唐兆家的土匪行为早已了如指掌。此刻,陈先瑞佯装惊讶,侧过头,问唐兆家:“那你来这儿的意思是……”唐兆家见有机可乘,忙说:“不瞒你陈师长,现在我手下有四个营,长枪四、五百杆,盒子枪数十把,轻、重机枪还不上算……”

陈先瑞故作惊诧地说:“哈,你这个‘抗日第三军’那真可谓是兵强马壮、装备不凡喽!既然你的兵力如此,一个小小的樊南乡乡长怎敢收拾你?那你为啥不把他干掉。”陈先瑞连珠炮似地问唐兆家。唐兆家被问得面红耳赤,哑口无言。他厚着脸皮走到陈先瑞面前说:我要与红军携手并肩,吃掉郑福田这个龟孙子,为我雪耻消恨,出出憋在心里的这口恶气!”陈先瑞听罢,未置可否,心想:“我不妨给他来个不热不冷,就让这个土匪头子一五一十倒个干干净净,然后给他来个对症下药。”陈先瑞抬起头,刚要说话,唐兆家抢先表态:“军职吗,只要仍保持个军长头衔就行咧!”一句话逗得陈先瑞仰起头哈哈大笑:“我们一个师级单位,岂能容下一名军长?这不是成了无稽之谈吗!”陈先瑞心想:”好大的胆!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胃口真大,竟妄想吞掉我们红七十四师!”不禁怒火中烧,双鬓两条青筋嘣嘣直跳,铁青着脸问唐兆家:“你还有啥要说?既来了,就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倒个干净。”唐兆家看陈先瑞有点恼火,就结结巴巴地回答:“没……再没有啥要……要求……”

唐兆家的话还没说完,陈先瑞把头一扬,果断有力地说:“日寇正在蹂躏我大好河山,在这民族存亡危急关头,我们坚决主张携手抗日,以民族利益为重!”说完,他不等唐兆家回答,挥挥手说:“送客!”唐兆家的脸唰地一下变得通红:“陈师长既然为难,咱们有话改日再叙,再作商量。”唐兆家讨了个无趣,气得呼哧呼哧。他强装镇静,转身走出大门,恶狠狠地自语:“哼!咱们是骑看《三国》 ----走着瞧吧!”

为了探听虚实,以对红七十四师下毒手,第二日深夜,趁着月色朦胧,唐兆家带了七、八名心腹干将,偷偷进入红军司令部窗外的一片齐腰的草丛中,侧耳窃听红七十四师正在召开的会议。为了听得仔细,唐兆家领着几名走卒暗暗爬到红军哨兵身后,猛扑上前,去抢哨兵手中紧握着的枪。机警的哨兵听到身后动静,立刻扣动扳机,向着草丛上空连放两枪。唐兆家闻得枪响,吓得转身猫腰就跑。红军指战员们听到枪响,马上紧急集合,将那片草丛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。冲在最前面的那位哨兵一下子就把唐兆家压倒在地,用一根布条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,一把从草丛里拉了出来。唐兆家吓得浑身哆嗦,面如土色。当日夜晚,陈先瑞下令,将这个祸害百姓、横行乡里、作恶多端的唐兆家处决于胡留村李炳汉家空园子东。

大峪、太乙、引驾回等地区的农民群众听到唐兆家被红七十四师杀了的消息后,高兴得鱼腾雀跃,拍手叫好,他们敲锣打鼓,用长竹竿挑起串串鞭炮,结队来到红七十四师师部驻地----胡留村,对红军表示真心感谢。老人们抖着胸前飘飘的银须,声泪俱下地跪在红七十四师陈先瑞师长居住的门前大路上,对红军发出一声声赞语:“红军为我们除了一大害!我们世世代代记心怀。”

   

1934年12月8日,陈先瑞第一次进入陕南,经由豫陕边界的铁锁关抵达洛南县的三要司,尔后即深入到商洛腹地。当时,陈先瑞在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担任政治处主任,并兼任该团第三营政治委员。1934年12月下旬,部队到达山阳县的九甲湾,陈先瑞遵照军政委吴焕先的指示,带领该团三营七连的六七十人,于鄂陕边界的郧西、山阳、镇安、旬阳等地,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,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。第七连对外改称“鄂陕游击师”,陈先瑞任游击师师长。从此,陈先瑞就离开红军主力部队,独立开展地方工作,并很快站稳脚跟,打开了新的斗争局面。

1935年1月9日,红二十五军攻占镇安县城后,乘胜在鄂陕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,成立了一批区、乡、村苏维埃政权,发展和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。2月下旬,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正式建立,郭述申为特委书记(后为郑位三),陈先瑞为游击总司令部司令员。这时,总部所辖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路游击师及总部战斗营(由七连扩编而成),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00余人。4月上旬,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(辖两个县、七八个区级红色政权)在山阳县的袁家沟口成立。陈先瑞又被选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。

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大捷后,于7月13日北出终南山,威逼西安。16日,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由长安县沣峪口西征北上,继续长征。与此同时,省委曾两次写信给郑位三、李隆贵、陈先瑞,就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以及坚持陕南斗争的方针任务,作了具体部署和指示,但因种种原因,这两封指示信均在送交途中遗失,因而,郑位三等人无法了解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去向。

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,国民党军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,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“划区清剿”,斗争形势极为严峻。鄂陕、豫陕两地惨遭敌人破坏,第九路游击师叛变投敌,其他各路损失都很惨重。根据地危在旦夕!当时,留在根据地的鄂陕、豫陕两个特委,都从报纸上获悉红二十五军已转战到陇南陇东,遂于9月9日在商南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,双方一致同意将两特委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,统一领导和坚持斗争。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。陈先瑞、李隆贵等人为特委委员。

根据特委决定,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以及第六、七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,与豫陕游击师的四个游击大队,共同组成红军第七十四师。10月6日,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,陈先瑞任师长,李隆贵任政治委员。全师总共700余人,编成两个营和一个手枪团、一个特务连。红七十四师组成后,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,巩固和扩展了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。

1935年12月6日,陈先瑞指挥红七十四师首战青铜关旗开得胜,歼敌庞炳勋部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○团一个营,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。战后,陈先瑞又及时收拢了第三、五路游击师,补充和壮大了红七十四师。1935年12月26日,红七十四师一举攻占宁陕县城,歼敌保安团300余人。接着又攻占佛坪县城,歼敌一部。这时,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即在宁陕、佛坪之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,成立了中共宁佛工委,建立了几处区乡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。

1936年春节之前,当陕军警备第二旅由南向北进攻而来时,红七十四师于除夕之夜北出秦岭,直入户县境内,发动群众打土豪、分浮财,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。这一行动,迫使西安宝鸡之敌慌忙派兵堵截。然而,红七十四师又迅速转入秦岭,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,歼灭了新组建的一支保安部队。

1936年2月,当敌人集中10多个团向宁佛地区发动围攻时,红七十四师由佛坪西进,于沿途歼灭华阳、江口镇两地民团,直奔陕甘边界要地双石铺(今凤县县城),先后歼灭该地和黄牛铺民团400余人。遂于双石铺、黄牛铺之间,破公路、毁桥梁、砍电杆、割电线,切断川陕公路交通达半月之久,并截获敌军用汽车五辆,缴获一批粮食、物资。红七十四师远程奔袭双石铺,凤县、宝鸡等地接连告急,设在西安的西北“剿匪”总部,也不得不派出飞机连日进行侦察。这一连续的作战行动,与红一方面军此时发动的东征战役,恰好形成东西两线的战略配合作用。

1936年2月28日,当敌第四十九师跟踪追击而来时,红七十四师又掉头东返,翻越风雪茫茫的太白山,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征战,突破了敌军四、五个团的围追堵截,胜利返回到宁佛地区,于东江口作短暂休整。就在这时,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战士程福才,从陕北经关中到达东江口,送来《八一宣言》和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》等重要文件。3月24日,郑位三以他和陈先瑞的化名,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七十四师的成立经过及有关情况的报告,交由程福才带往陕北。

1936年9月中旬,驻扎陕南境内的几支敌军,大都纷纷向西调去。根据这种迹象判断,陈先瑞估计到陕甘边的战事告急,但他并不了解长征北上的红二方面军,此时已相继占领两当、徽县康县以及围攻凤县的作战情况。为了掌握情况和配合行动,陈先瑞立刻派手枪团尾随敌人西去,一面跟踪进行侦察,一面袭扰敌人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,周恩来由西安写信给红七十四师,并派李涛张国华龙飞虎电台机要人员,找到红七十四师。李涛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党中央的有关精神。根据中革军委指示,立即成立了陕南军委会,军委主席郑位三、副主席李涛。红七十四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,军长陈先瑞。这时,红七十四师即奉命奔赴潼关、灵宝之间展开行动,以配合东北军、西北军阻止国民党“讨逆军”对西安的进攻。

1937年1月22日,红七十四师奉命到达商县地区,与南下配合友军作战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。军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,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的游击战争,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与此同时,在跟国民党进行关于红军驻防区域的交涉谈判中,蒋介石提出必须让徐海东、陈先瑞部放弃陕南开至渭河以北。而毛泽东在决定徐海东部撤离陕南时,以陈先瑞部“是陕南土著部队,不愿开渭北,无法勉强”为由,“坚持该部留在陕南”。后经交涉,终于达成了此项协议。这一驻防区域的划定,意在防止内战再起时以便同陕北红军相互策应。

1937年2月初,红十军五团撤离陕南后,红七十四师遂于春节前后进驻镇安、柞水等地。后因粮秣供应困难,便移到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。这时,全师三个团共2100余人。1937年8月,陈先瑞奉命率红七十四师开赴三原改编,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,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、警备第一旅第二团。

在此之后的15年,陈先瑞又先后三次进入陕南,依次为:1946年7月,陈先瑞命率部北返商洛地区,就任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1947年7月,陈先瑞奉中央军委电令,调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。1948年5月,陈先瑞所率领的第十七师根据中原局电令,与第十二旅共同组成陕南军区,陈先瑞又一次奉命进入陕南。从1934年12月8日第一次进入商洛,到1949年12月8日解放汉中,他历经了15个年头,也经历了“四进陕南”的艰苦征战。“四进陕南”的转战经过,时间总共长达五年半之久。1950年5月,他告别了陕南这一方血染的土地,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

     

“将班”班长

  

红二十五军中三位赫赫有名的将军----陈先瑞、韩先楚刘震均出自一个鲜为人知的战斗班。这个班就是传说中的 “将军班”。

该班的战斗编成序列,当时属于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所领导的特务四大队。名为大队,其实也不过一个连,成员都是经过挑选的战斗骨干,武器装备较好,行动神出鬼没。他们经常活动在敌人占领区域,主要任务是打土豪、抓团总,为苏区红军筹集经费、医药、物资;同时也刺探敌情,偷袭敌军,间或截击敌人的运输队,乘机“捞上一把”,即运回苏区;此外还负责接送来往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下交通员,故名“特务四大队”。

被称为“老班长”的陈先瑞,那会儿才刚刚18岁。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,并跟刘震、韩先楚结合在一起,也有一段小插曲:这个牧童出身的红军将领,孤单作战,机智勇敢,乔装改扮,随机应变,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,他突然病倒,部队将其留下。在不知部队去向的情况下,他毅然决定返回苏区,再当红军。当他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,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时,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将其留下,分配到特务四大队,被指定为班长。

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,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,熟悉活动区域情况,作战勇敢,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。韩先楚则是半路上“收容”归队的。于是三个人便走进一个战斗集体。

这个年轻的战斗班以其丰富的实践经验,和敌人斗智斗勇,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随机应变、临危不乱的优良作风。

 

1933年10月,鄂豫皖苏区斗争情势极为严峻,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很大挫折。因此,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找党中央汇报工作。在护送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下,领导决定,由特务四大队尽快完成这项任务。

班长陈先瑞思之再三,既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行动,何不搞得有声有色些儿,大模大样,虚张声势! 于是他们精心给成仿吾进行了乔装改扮:戴上礼帽,换上大褂,穿上新鞋,把个苏区的文化委员会主席,完全打扮成个衣冠楚楚的“教书先生”。随后,以刘震充当“书童”,韩先楚充当“家丁”,跟随在“教书先生”身边,以应付军警盘查并负责“保驾”。陈先瑞则与另外三个战士扮作“轿夫”,一路上轮流抬轿。该班的其他战士,或单独行动或两个一组,紧紧相随于后,并保持一定距离,危急时刻以作策应。

进入车站时,刘震、韩先楚老远就奔前跑后地大声吆喝起来:“闪开,闪开!我们先生的轿子……来了,来了!”这一招拿手好戏,演得有声有色,热闹而有气魄。担任盘查的军警,都被这来头和阵势弄懵了头,那还顾得上拦截盘问。只是撩起轿帘一看,把手一招,即一拥而过。进入站内,许多人都不由交头接耳,驻足相看。临到上车时,陈先瑞等人还特意买了几包孝感麻糖送给成方吾,如此这般寒暄一番,以掩人耳目。安全护送成仿吾同志乘上开往上海的列车。

这个“将军班”成功的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,吴焕先军长称他们为“一把小扫帚”所到之处,让敌人闻风丧胆。特别是陈先瑞这个班长,国民党军把他的名字写成“陈光瑞”,出现在“战斗详情”中;毛泽东誉他为红军的“陕南王”。以此可知,陈先瑞的名声影响力非常之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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